试探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重心由大陆向岛国的转

战后的美国成为比任何一个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更繁荣、生产力更高的国家，然而战争对世界的摧残使得战争中强大起来的美国不得不承担起重建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责任，美国人也担心西欧、日本和亚洲的前殖民地地区会成为美国巨大的负担。对西欧来说，不仅因政治对峙难以进入东欧，而且西欧殖民国家也不可能再延续过去与南亚、东南亚那样的殖民贸易关系。日本的东亚共荣圈破灭后在亚洲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得其难以恢复传统的西方宗主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美国一方面担心西欧和这些殖民地会无限期地成为美国的负担，长期依赖美国的援助来维持经济秩序；另一方面从冷战角度考虑，将它们抛弃又是政治上所不能允许的。同样，美国也担心战败后经济极度困难的日本也会成为美国的负担，日本国民经济因战争轰炸和封锁而彻底崩溃，战争摧毁了日本经济的1/4。日本1946年的工业产值仅为10年前的30%，1947年日本进口总值为5．26亿美元，出口总值仅为0．74亿美元，在7 200万日本人口中有超过210万人战死，更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身体或心理上的伤害，到战争结束时，尚有700万日军和日本国民暂留海外，在日本的200万朝鲜和中国劳工等待解救，大约1 300万日本人失业[1]215。战后的日本贸易严重失衡，至1947年，日本的贸易赤字已达80亿美元，仅1949年美国向日本提供的援助就达9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向日本提供援助旨在恢复日本正常的生产能力，进而减轻美国纳税人的负担[2]19。

一、战后美国实行以中国为重心的亚太政策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实行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策，扶植和控制中国国民党政府，将东亚战略的重心放在中国一边。美国试图通过限制日本来实现东亚地区的势力均衡，从而使中国在战后充当一个重要的地区角色。“借助国民党中国”这一新计划的提出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次修正，是马歇尔计划在亚洲的翻版，这是就其政治目标而言，而不是就其规模和持续时间而言[3]。早在二战期间，罗斯福就坚持将中国看作一个大国，尽管他对国民党在战争中的军事能力深感失望，但仍然认为在世界四大警察中，中国可以担当起其中一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罗斯福曾说：“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在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更接近于我们美国人，一个强大民主的中国将会推动整个远东的经济和政治进步。”[4]53

早在1928年国民党名义上控制全中国后，美国就已正式宣布承认国民政府，二战期间与国民党结盟，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尤其受到美国政府的欣赏，美国政府内的“中国派”赞扬蒋介石以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来捍卫自由的努力，而且蒋介石“笃信”基督教，其妻宋美龄又在美国接受教育，这一事实更加提升了蒋介石作为西方价值观代言人的形象。1945年8月5日日本投降后，美国担心中国爆发全面内战，鼓励建立国共联合政府，他们乐观地相信国共两党在过去可以合作，现在战争结束后仍可再次合作。1945年12月，杜鲁门总统派遣马歇尔将军到华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的分歧，尽管很快签订了停火协议，但由于国共双方互不信任，使协议成为一纸空文。1946年6月，蒋介石对东北的共产党发动单边军事进攻，使马歇尔的调停彻底失败。1947年1月，马歇尔承认调停失败，并埋怨道：“要给中国带来任何和平的奢望都具有难以克服的障碍”[4]54。

战后美国为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实行“借苏扶蒋”的策略。早在1944～1945年间，斯大林就一再向美方保证，苏联只承认和支持蒋介石，并明确说明他认为没有哪个中共领袖有足够的力量统一中国。1945年6月，根据美国授意，蒋政府派代表团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吞下了出让东北的许多权益和事实上承认外蒙古独立的苦果，换得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承诺，斯大林还当面向宋子文表示，中国只应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只应有一支军队，共产党编入国军是当然之事，后一点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苏联之所以选择国民党，其原因在于苏联认为中共力量太弱不足以推翻国民党，而国民党不足以威胁到苏联在东亚的利益。另外，斯大林与中共领导人有着思想路线方面的分歧，毛泽东坚持的依靠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被斯大林称作修正主义，其理论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借苏联压中共是美蒋一致的立场，不过美国以为可以此促进和谈，而蒋却认为借此可以更加放手诉诸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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